〔[21]〕 例如，史彤彪教授描述并分析了巴黎高等法院与王权的政治斗争过程。
〔[23]〕由此，可以将注册和谏诤理解为关于符合宪法（即基本法）与否的审查。〔[41]〕法院不仅与普通意义上的王权竞争，而且试图成为主权者，比如在投石党运动期间，巴黎高等法院不仅统治巴黎，甚至还想成为整个法国的统治者
进入专题： 环境条款 规范构造 实施路径 。宪法环境条款统领民法和环境法，重在对国家权力的拘束和以根本法的地位与公法的方式实现对公民环境权的保障。宪法第67条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和修改除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23]如果我国对环境问题不及时予以有效控制，也可能会发生较大规模和较高频率的公害。我国宪法通过规定自然资源的国家所有或集体所有，否定了公民个人对自然资源的直接占有及支配权，在制度设计上是对自然资源进行宪法上基于公共利益的预先保护。
以宪法的规定为基础，并考虑到环境保护与治理的现实需求，应秉持一定程度上的环境积极司法观。[31] 宪法中国策条款仅为单纯的立法原则并不具有拘束力的理论，在1949年德国基本法颁布后即遭全盘性否定。而今天我发现这是错误的。
[32]Didier Maus,《Les origins: avant 1958, limpossible contr6le de constitutionalite》，IeConseil const itut ionnel，La documentation F rancaise，Paris, 2007. pp. 29130. [33]芦布信喜『讲座·患法诉讼』卷一，页155（有斐阁、1987）。再加上彼时正是西方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时期，各种形式的垄断和工人运动此起彼伏，社会矛盾尖锐。1968年5月30日，他宣布解散议会重新选举。在这一阶段，由于卢梭式激进民主理论的影响，违宪审查制度始终难以有效建立。
第五共和国的宪法把宪法委员会的规定放置在第六章，在总统政府议会之后，但在司法机关之前。而在笔者看来，这正是法国违宪审查制度的独特所在—它既不同于对宪法公民权进行独立的司法审查和保护的制度（比如美国的司法审查制度），也不同于政治性的维稳制度设计，而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一种制度形式。
所以在很多人的理解中，近代历史上一共有两个法国—激进的和保守的。在每个阶段与时期，我们都会看到政治意识形态的不断变化以及制度层面相应的演进。在这个判决中，宪法委员会强调，1958年宪法的序言也是判决的重要依据，而该序言本身又承认了1789年的《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和1946年宪法序言的宪法效力。代表威权主义的戴高乐将军获得了传统保守民众的支持，但是他们并没有在公共领域表现活跃。
首先，当议会颁布的法律和政府的条例发生冲突时，宪法委员会可以主动扮演仲裁者的角色。国家元首应超越一切政党，由一个包括议会在内的更为广泛的选举团进行选举，……国家元首有权超越政党或者通过政府会议进行裁决，或在出现重大分歧时直接交由公民投票选举。这也跟战后世界形势左转密切相关。然而，在当时的法国，受卢梭思想和大陆法传统的影响，由法院对宪法进行司法审查的设想并没有得到什么回响。
而关于英美传统的线性史观，详细论述可以参见[英]麦克法兰：《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 家庭、财产权和社会转型》，管可秾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三、宪法委员会职能的转变：法治与民主的渐进融合 （一）戴高乐与第五共和宪政 1958年，当法国因阿尔及利亚战争陷入内外交困之时，强人戴高乐将军重新上台执政，并被授权拟定一部新的宪法交付全民公投。
戴高乐的执政虽然获得了保守派的支持，但是他一直与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激进派关系紧张。这其中，宪法委员会的角色就变得微妙了起来。
[3]Jean Gicquel ＆ Jean-Eric Gicquel, Droit constitutionnel et institutions politiques，Montchrestien, Paris,2003，pp. 395-398. [4][法]皮埃尔·罗桑瓦龙：《法兰西政治模式》，高振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12页。此后近百年的时间中，法国一直处于革命与复辟的轮回中，社会持续动荡，经济发展速度与工业化进程都十分缓慢。但是这种由威权型的领导人主持构建的、兼顾公民权利的制度设计最终还是在实践中没有起到什么作用。著名历史学者托德（Emmanuel Todd）在其最近一部颇具影响力的著作《谁是查理？》一书中也进一步申明了这种看待法国政治的特性的视角—-这里，我要重复一下我一直以来看问题的一个模式，我的‘两个法国的理论：一方面我们有一个传统的，非宗教的，共和国的法国，比如巴黎盆地，地中海沿岸等区域。也就是说，法国直到19世纪70年代的第三共和时期才告别革命，建立起逐步稳定的民主政治体制。[12] 沿着政治宪法学的外部视角，本文在结构上大体把法国的违宪审查制度发展分为两个阶段，即宪法委员会出现以前及之后。
[11]这种外部视角也是法社会学的重要传统，它更关注法律制度与社会实践之间的互动关系。于是2008年7月，议会两院通过了一项新的宪法性法律，该法第29条规定：当一项司法案件正在审理的过程中，如果发现相关法律规定与宪法保障的权利与自由相抵触，宪法委员会可以接受国家参事院或者法院就该问题提出的申请，并在一定期限内做出裁决。
在这样复杂的历史与现实条件下，建立一种适当的违宪审查机制一方面显得尤为必要，另一方面也须非常谨慎。为了保证这些宪法中的政府特权，议会相关的议事程序在付诸实施之前必须由宪法委员会进行主动的强制审查。
1791年宪法第3篇第1条也规定：主权是统一的、不可分的、不可剥夺的和不可转移的。即便一项制度的设立有一定的权力倾向性，但是法治价值的确立本身就为人们寻求变革提供了基础和框架。
一种是雅各宾主义，或者说中央集权传统，具体表现就是长期以来，法国以其公共权力在集体生活中的显要地位而著称于世。[7]对这面镜子中的事物有越深思考，就会对自身有更多的了解。1958年宪法第61条第2款规定，为了保证议会制定法律的合宪性，在法律未公布前，共和国总统、总理、国民议会议长、参议院议长，都有权提请宪法委员会进行合宪性审查。……政党对立成为国家政体的基本特征，政府已无法在任何问题上达成一致，国家的最高利益被弃置不顾。
民主与法治之间的张力与融合在法国宪政发展史上体现得尤为明显。这次改革之后，宪法委员会制度维持了四十多年的平稳期，其间相关违宪审查判例逐渐增多，其运作也逐渐规范化、独立化。
这是法国宪政史上第一次明确设立并实施的专门的违宪审查监督机构。这种思想传统也一直左右着法国近代违宪审查制度的发展。
[17]蒂博多对西耶斯所提出的合宪性司法审查制度的反对代表了一种主流的情绪，并逐渐地成为彼时法国的政治意识形态传统。在这种大背景下，第五共和的违宪审查体制也逐渐相应地发生了一些变化。
在平民革命的洪流中，他的主张并没有得到响应，反而遭到了其他革命领袖的强烈反对。[39]吴天昊：《法国违宪审查制度的特殊经验及其启示》，载《法国研究》2007年第1期。此后，宪法委员会的违宪审查次数逐渐增多，在法国政治生活中起到的作用也逐渐增大。其必要性表现为，有效的宪政法治秩序的建立，有助于社会在稳定中寻求变革。
这份宪法虽然规定总统由国民直选产生，但是总统的权力几乎被架空。到了雅各宾专政时期，更是将民主价值奉为了神明，在此口号之下，任何权利甚至生命都可以被随时剥夺。
[6]完整论述见：Emmanuel Todd, 2015, Qui est Charlie? Sociologie dune crise religieuse, Paris, Scuil,p. 75.该段话引自托德就该书接受的采访，原文载于法国《新观察者》（Le Nouvel Observateur） 2015年4月30日刊。总的来说，我们把第一个阶段概括为民主与法治相互排斥的阶段。
与此前宪法理事会的设立目的正好相反，宪法委员会在设立最初主要是为了方便总统权力对议会的权力进行制约和掌控。所以在如此复杂的政治意识形态环境下，想要寻找一种公认的思想，作为制度设计的本位（比如公民权利本位或者国家主权本位），通常也只能是暂时的。